原文出處：命理與科學的衝突和解與共生 – 從「宗教對談」出發尋求解決之道。林聖軒、劉政猷、鄭志明(民109)。第九屆【中華傳統術數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下載全文PDF]
壹、前言
命理學是一種利用個人資訊(例如臉與手的紋路，出生時辰、姓名筆劃等)配合術數來預測一個人的性格、能力、未來發展或判斷命運吉凶福禍等的行為[1]。在各民族都有發展其獨特的命理學。在華人地區發展出來的命理學 (本文統稱「中華命理學」、「中華術數學」，或簡稱「命理學」)，包含了命相學、姓名學、占星學、占卜、堪輿等，對於華人生活的影響相當深遠。遠在西元前一千餘年的商朝，就有特定的機構負責用火燒龜甲或動物的骨頭產生裂紋，判讀紋路預測戰爭或其他事務的吉凶，以建議領導人的重大決策。從周朝開始設置太史令(明代更名為欽天監)一職，負責觀察星象、預測吉凶、以及頒布曆法的工作。即便在科學昌明的現代，命理學在民間依然有極大的影響力[2]。許多華人甚至把命理學的結果當作人生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諸如婚姻以及財務的重大決策[3]。
然而命理學的科學證據，諸如統計上的準確度，以及對於機制的解釋，則是該學門是否有普世性的重要基礎之一。根據目前文獻，西方占星學已有許多研究西洋占星學準確度的文獻，不過目前尚未有可重複性的證據支持西洋占星學具有預測未來的能力[4]、[5]。中華術數學在預測方面如同西洋占星學一樣，具有可驗證的本質；目前已有學者提出量化中華術數預測能力的研究設計以及統計分析的方法學[6]、[7]，亦有研究開始針對準確度進行量化研究[8]、[9]、[10]。然而在命理科學化或是統計化的過程中，由於命理師以及科學家/統計學家/資料科學家在訓練過程的差異，導致在兩個學門交會時產生各種誤解與衝突。這樣的衝突，不但有礙於兩個學門的對話、交流，對命理學理論的發展與普及更有負面的影響。
宗教對話(Religious Dialogue，或稱宗教交談)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早期的宗教對話大多流於意識型態之爭，甚至多為戰爭的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轉為和平、理解的對話，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宗教對話典範是天主教的二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與保祿六世(Paul VI)，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本文簡稱「梵二」。也有許多哲學家與宗教學家提出各種理論與實踐的方法[11]。本文藉由「宗教對話」的經驗，以及相關理論框架，由「排他主義」、「包容主義」、以及「多元主義」，來解釋命理學以及科學兩大學門交會時的諸多衝突的背後原因，進一步達成對話、融合以及多元化的可能方向。
本文第二章先闡述命理學界對科學界的排斥的三個面向：包括命理學的「多重面向」在進行科學驗證時遭到的單一化、對於「命術」的誤解、以及對統計方法與科學哲學的陌生。第三章從科學家的角度出發，探討科學家對於進行命理學常見的兩大排斥原因：「命觀與命術」差異的誤解，以及「命理機制無法被已知的科學機制解釋」。第四章從「宗教對話」的三大主義來解讀命理與科學的衝擊以及共生的可能，第五章為結論。期待這一系列的觀點能夠提供命理學家以及科學家使用更宏觀的角度來提供消弭兩者誤會、進行深度的學門交流。
貳、命理學界排斥科學的原因
一、命理學的多元性
命理學界對於命理科學化最大的排斥在於：在科學化的過程中，命理學的多元性遭到簡化、一元化。命理學並非單純只有預測未來的功能，還有許多哲學、民俗與文化的層面，包括人生方向的指引、以及蘊含著民族的「生命觀」。鄭志明教授「中國命運觀的文化意識」就提出以下觀點[12]：
命運的討論主要可以分成二個層次，第一是觀念層次，探討其思想脈絡下的理論發展，第二是運用層次，探討其操作方法下的技術體系…二範疇不是對立的，是經常的相互重疊，理論與技術之間是互為表裡的流用與實踐，擴大了命運文化的整體內涵，成為中國深層的價值意識與行為模式。
根據鄭教授的說法，廣義的命理學分為兩種層次，一個是哲學層面，稱為「命觀」。另一個是運用層面，稱為「命術」。「命觀」不論是漢朝三命學說、近代的五命學說、或是其他六大流派的分法，都是探討命運本質的哲學理論，近似於西方哲學家探討命運發生原因所產生「宿命論」、「決定論」、「自由意志論」等不同哲學體系。「命術」則包含了「五術」中各種修身養命之術，包含道家的煉丹與修行、醫家的養生、以及命相卜的推命術。然而這兩者相輔相成，尤其「命術」往往是從「命觀」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如「中國命運觀的文化意識」一文中也提到：
命運術是命術的一種，也是建立在命觀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主要延續著古老占卜的天人感應神學，意識到天人之間有著交感的宇宙訊息，可以經由某些占卜工具與數術推衍，從天地運行的規律中印證生命體生老病死的對應法則，人一生的命運可以經由宇宙數術的訊息加以推算與預知。
由此可知，命理學並非只有預測未來的功能。更重要的，也包含了各種修身養命與為人處事的人生指導原則、以及相對應的命運觀與人生觀。然而科學家在進行命理的研究時，往往會著重於命理學中可以被科學驗證的部分，諸如「預測的準確性」來評論命理學的價值。然而準確性只是命理學在「預測」方面的價值而已，不論研究結論與否，都不該忽視命理學在社會學、民俗學、以及人生哲學的重要地位。
即便撇除「命觀」的部分，命術不單純只有預測的能力，還有許多針對心理狀態的解讀以及未來行為決策的建議。命理學家在論命的過程中，「預測」與「建議」這兩者往往混而用之：因此命理學給出的建議是經過「預測」得到的結論，還是單純由「命觀」出發？不但在中華命理學有此爭論，在西洋占星術中也有同樣的思辨。
二、對於命術內容的誤解
科學家(或統計學家)在進行研究時，往往抱持著科學本位主義，對命理學能夠預測的項目並沒有正確的認知，因此沒有使用命理學門常用的論命流程、論命項目、以及試當的測量方法。舉例而言，Carlson在1985年的論文是使用數據科學方法否證命理學準確度最有名的一篇[13]。在該篇文章使用研究設計的最高標準「雙盲(double blindness)試驗」來排除掉心理學常見的巴南效應，但並不符合命理師平日互動式的論命流程；此外，作者使用的準確度是依照「主觀判定的準確度」來進行量測 – 也就是說，準確度是一個蓋括的整體，而且是由受試者主觀認定；除此之外，對照組還是隨機挑選兩組其他的受試者的命盤。因此該論文雖然測量出的西洋占星學準確度極低，但如果採用不同的研究設計，更符合命理學家平日的論命流程；此外，也採用更具敏感性的測量方法，如此一來會將檢定的效力大為提升。
根據筆者使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庫(以下簡稱「變遷調查」[14])」進行紫微斗數的研究經驗：在使用資料庫前，就與命理師評估問卷中命理師能夠預測的項目，其中只有大約一半的題目能夠被紫微斗數預測[15]；研究執行時，也會有許多與命理師流程不符合的地方。例如在預測收入的時候，必須要有當下被論命者的職業資訊。最後，該問卷的問法是針對社會學變項，也應該修改成為較適合命理學專用的問卷方法。
總而言之，科學家在執行研究時應該對於命理學門的多元性抱有認知；研究前要謹慎地請教命理師在命理學之中能夠進行預測的部分。針對能夠進行科學驗證的部分，進行嚴謹的研究設計。對於其產生的結果，也應該抱持較為保守的批評。這樣子才能夠在不傷害原則下，避免學門的衝突與傷害。
三、命理界對科學與統計學門的陌生
(一)統計是容許誤差的學門
在進行研究的時候，不論是生辰八字，或是發生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使用問卷來進行測量，然而眾所皆知的是，相對於客觀測量，問卷常會有資訊偏差(information bias，其中包含測量誤差(measurement error)以及分類誤差(misclassification))。舉例來說，收入數目浮動、或是較對收入大而化之的受試者，在測量「收入」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會有資訊偏差。雖然傳統的科學無法接受這些偏差，但「有誤差的測量」剛好是統計學發展的出發點：假設沒有辦法消除所有的誤差並且將之建模，只要這些誤差不要和生辰八字有相關性(non-informative error)，在樣本數夠多的時候都會被平均掉。
對統計學而言，預測因子的測量誤差所造成的偏差無法以增加樣本數來消除。因此如果記錯自己的出生時間，也就是在「生辰八字」有測量誤差，會嚴重影響到估計的準確性。未來在進行研究的時候可以參考命理學家在用紫微斗數論命時所使用的驗證的方法：先詢問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並且以受試者的生辰八字所算出的命盤比對是否有符合。這點和統計學中的模型配適度檢定的概念相似，相信可以依此改良成為未來驗證生辰八字準確性的方法之一。
(二)不同算法、門派、師承、與論命經驗的影響
命理學各門派之間沒有經過標準化的過程，大部分算法與口訣都是師徒相傳。因此不同的算法(例如八字和紫微斗數)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即便是同一種算法，門派不同(例如南北派)、不同師承，以及各自的論命經驗都會造成預測結果與解讀的差異。因此即便有命理學家接受命理科學化的研究，結果也不會受到其他的命理學家所接受。
在問卷的理論下，「準確度」有兩種形式：「信度(reliability)」以及「效度(validity)」。目前進行的準確度大多集中在效度 — 將「命理預測的結果」與「真實發生的結果」進行相關分析。不過這樣的研究會有「命理師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問題。這個代表性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探討：第一是命理師火候不足，尚未學成，或是論命經驗不足；第二是命理師彼此所屬的派門不同。前者已經有許多命理師注意到此一問題，甚至倡導命理協會需要有「標準命盤」來進行命理師的驗證資格。針對第二點，則可以使用統計方法來進行「施測者間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如果異質性過高，在計算準度之時，就有必要分門派來進行計算。
四、其他現實層面問題
除了以上科學或哲學層面的問題以外，命理學家對於科學驗證的排斥還有現實層面的問題：首先，在科學的驗證之前，命理學家是否有接受「命理學並沒有預測的能力」的科學精神？即便沒有全盤推翻，是否能接受「先前的學理其實有不足之處」的事實，然後用現有的資料來修正命理學的經典書籍？中華文化中尊古賤今的情況一直存在，中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四大醫書的「黃帝內經」雖然內容是黃帝與岐伯的問答，不過考證的結果應該是漢代的作品。因此能夠提出前人理論的錯誤之處，進而修正，在華人的傳統術數的氛圍中，具有極大的阻力。此外，如果發現預測能力其實不佳，是否會影響到該領域行業的業績？如果沒有相對應的配套機制，對於願意投入命理科學化的命理學家而言是不公平的事情。
最後還有「神秘經驗不可驗證」的考量，這點和宗教頗為相似。許多針對宗教的「準確度」或是「科學化」驗證，對於該宗教是一大禁忌。基督宗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中記載耶穌在傳教之前曾經到荒野受到魔鬼試煉。魔鬼要他從高處跳下來，要他測試上帝是否會接住他。但是耶穌拒絕了，理由是「不可試探神」。這也是許多命理師反對命理科學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進行傳統術數的科學研究時，必須同時給予傳統文化充分的尊重與敬意。
參、科學界對命理研究的排斥
一、命觀與命術的混淆
科學家對命理學的誤解，常常起因於把「預測能力」等科學問題和「哲學問題」混為一談；用鄭志明教授的分類法[16]，就是科學家把命理學某些門派的「命觀」當作「命術」，從而根本否定。舉例來說，某些宣稱能夠「神斷生死」的命理學家，基本上在命觀的信仰屬於決定論或是宿命論；這樣對於相信「自由意志論」的科學家來說，無法改變的命運術顯得荒誕不經。然而在進行研究之前，這兩者應該清楚的區分：命觀屬於哲學信仰層次，但不論命觀為何，「命術的準確性」在觀察性研究中依然可以用統計學來量化。
二、機制難以解釋
除了命觀與命術混淆之外，自然機制的可解釋性是科學家無法接受命理研究最大的原因：即便在準確度研究有得到顯著相關性，也會被主流科學界質疑是否為假相關，因為已知的科學定理無法解釋命理學預測準度的機制。
舉例來說，紫微斗數預測命運的機制源自「天人感應」以及「司命崇拜」等形而上的原因[17]。到近代，命理師開始用「出生時間星辰排列的電磁場」來建構紫微斗數和占星學的理論依據，但此一假說在物理學定律的檢視下相當牽強[18]。除了物理學上的解釋，用社會心理學似乎比較合理：例如姓名學家認為姓名影響命運是透過「本人與他人對於姓名的主觀感受」的社會科學基礎，剛好這個也是可以被測量的對象。
針對此點，統計學似乎一直是兩者的平衡點。有些人把基於觀察研究數據的統計結果建構出來的科學稱做「軟科學」，諸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公共衛生學等；基於實驗建構的學問稱做「硬科學」，諸如生物學、物理學、以及化學等等。硬科學和軟科學最大的不同在於：硬科學需要找科學理論背後所發展的機制、然而軟科學重點在於找出其中的相關性再作機制討論。對於命理學的科學化，使用軟科學的邏輯似乎較為可行：先測量命理學對於預測未來事件的準確程度，如果統計據拒絕「命理學沒有預測未來能力」的虛無假說，才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可能的科學機制。
三、其他現實層面問題
除了科學以及哲學的考量以外，學術界的現實也阻礙著命理科學化的進展。首先，命理學研究要在國際期刊發表，甚至相關研究計畫通過，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能夠發表在期刊的論文，常需要有統計上拒絕虛無假說，這個在資料科學界屢見不鮮，稱為「發表誤差(publication bias)」[19] — 有統計顯著的部分才會獲得刊登。然而若是無法取得主流學術界的認同，證明顯著的部分將會被認為沒有理論依據或是沒有可重複性，因此也不容易獲得刊登的機會。除此之外，命理學的起源有濃厚的巫覡形象、司命崇拜等宗教色彩；這樣的刻板印象，也會讓主流科學界望之卻步。
針對此點，作者建議科學家在探討此一領域，應該要避免從硬科學 — 如物理、天文、生物等下手，而是從社會科學常用的「統計學」方法下手，還可以結合社會、民俗、心理等學科，探討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同時也可以強調學術界的社會責任：提供術數在數據科學的證據、將傳統文化去蕪存菁。
肆、使用宗教對話的理論來進行命理與科學的對話
一、宗教對話簡介
宗教對話有相當悠久的歷史。不過在早期大多為戰爭的形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有較和平的對話[20]。其中以基督宗教最為典型。身為一神教的基督宗教，在創教之初由於不接受羅馬教廷崇拜儀式而遭到迫害長達三世紀，共有數千人因此喪生。然而在西元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宗教立為國教之後，教廷開始迫害其他教徒；中古世紀天主教廷創立「異端裁判所」，將許多異教徒判刑甚至處死。即便經過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以及基督新教迫害異教徒的事件依然不斷發生；即便到近代，對於不同於自己的信仰與組織，多半持著否定或輕視的態度。在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傳教士到新大陸傳教之時，便開始有針對不同民族、文化信仰宗教的客觀描述。直到十九世紀，繆勒開始倡導「宗教學」 — 觀察不同宗教的學問。在十餘年後首度在日內瓦神學院開課，並逐漸在歐洲的大學盛行。然而這些對宗教的觀察，進而累積宗教和文化的認識，在加上哲學家胡賽爾的「現象學」，這些都逐漸累積了宗教交談的理論基礎。
西元1959年，天主教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若望二十三世宣稱該次大公會議「不是宣布教義，而是針對實用性，使教會適應時代，使教友重新充滿活力」。然而針對過去譴責其他宗教的罪惡，取而代之的是在肯定基督就淑的大前提下，促成與他們的來往，交談，合作，以及相互間的認識；甚至還承認其他非基督宗教的神聖性：
絕不摒棄這些宗教裡的真的聖的因素，並且懷著誠懇的敬意，考慮他們的做事與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規戒與教理。
梵二堪稱是基督宗教史上在宗教包容與宗教對話上最大的進步。在此之後，許多哲學家與宗教學家提出各種理論與實踐的方法[21]。在近代學者萊思(Alan Race)在1983年提出宗教對話的三種態度，是最廣為人知的對話深淺程度的分類方法 – 「排他主義」、「包容主義」、以及「多元主義」。一開始的排斥屬於「排他主義」，梵二屬於「包容主義」，而近代的比較宗教學甚至宗教現象學則屬於「多元主義」。本文藉由「宗教對話」所發展的「排他」、「包容」、以及「多元」，應用在命理學以及科學兩大學門的對話。第二章以及第三章提及的命理學與科學的諸多衝突，可以理解為命理學界與科學界正處於第一時期的「排他主義」。而第二時期的「包容主義」以及第三時期的「多元性」，則可以做為命理科學化時，遇到衝突該如何化解的借鏡。
二、由「包容主義」來看「命理學」與「科學」和解的起點
包容主義的精神在於「將對方的體系納入自己的體系」。在宗教對話的例子中，基督宗教把所有的宗教稱作「匿名的基督徒」，視其為神性的不同展現，但不夠完整，只有在基督宗教內才能夠活得完整的救恩；同樣的概念也常出現在不同的宗教上，例如一貫道「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22]；大乘佛教歸類原始佛教於解脫道[23]等等，皆是這類主義的展現。大多宗教對話皆在此一階段[24]。命理與科學目前尚處於排他主義的階段，要進一步到包容主義，必須要找到其中共同之處作為互相包容的出發點。本章節提到兩個兩學門共同的地方：可驗證性與同源性。
- 可驗證性
基本上，命理學和科學要回答的問題非常接近：預測未來事件的發生、解釋發生的機制、尋求改變的可能。在商代，用骨卜預測未來吉凶時，還會有事後驗證的紀錄[25]，而且大多數甲骨文的紀錄還顯示預測正確率極高，雖然研究方法的嚴謹度已經不可考(例如有可能把不準確的部分選擇性刪除)，但這種與實際發生的結果與統計方法中模型配適度與準確度測量的精神相當一致。
(二)同源性
命理學、煉金術、與占星術原本和科學同宗，一直到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諸多重視實驗與可重複性的學門成為主流，而命理學等逐漸被歸為偽科學；從輝格史(Whig history)後見之明的角度來貶低如煉金術、占星學、以及命理學為怪力亂神的學問頗失公允[26]；但從盛行兩千年但在科學革命後逐漸式微的煉金術的經驗中也可以學習到：即便是累積數千年智慧經驗的學問，也應該與時俱進，不斷將過去的理論去蕪存菁，才能持續維持該學門的主流性與普世價值。
三、由「多元主義」思考命理學與科學如何共存共榮
相較於「包容主義」，「多元主義」並沒有強調兩個宗教的主從以及優劣之分，而是客觀的了解兩者的差異，試圖使兩學門同時存在。多元主義只是個理想，大多宗教對話僅限於包容主義，命理與科學是否能走到這一步目前尚無答案，不過在此提供兩個可能的方向：
(一)深化了解
命理學家與科學家都要深入的了解對方的學門。對前者要普及科學教育，進一步增強社會科學與統計學的訓練；對後者則應該加強人文素養，包含命理學與科學的共同歷史、以及對於命理學在哲學、民俗學與社會學的重要意義。
(二)增加對話的平台
增加兩個學門的對話的平台有助於學門的交流，諸如術數研討會舉辦時廣邀各個領域的學者對談；針對有興趣於命理學研究的科學家，抱持開放歡迎的態度，亦坦然接受科學方面的驗證。最重要的是比照宗教對話的原則「不能假借對話之名，進行說服甚至併吞之實」[27]。科學與命理的對話亦然。
在宗教對話中，大多停留在以自我的宗教思想為獨尊，平等地進行多元主義下的宗教對話目前尚未開始。在社會文化中，多元主義行之有年，不過在歐洲發生的各起社會案件之後，反對的聲浪逐漸升高[28]；多元性是兩個宗教、文化、或是科學與命理的最終理想境界還是虛構的烏托邦，仍有待時間來解答。
伍、結語
命理學的科學證據是該學門普世性與延續性的重要基礎。由於兩個學門的專家訓練過程的差異，各種誤解與衝突在所難免。在和解共生之前，了解彼此的歧異與獨特性是必要的。本文首先提出命理學界排斥科學界的三個面向：(1)命理學的「多重面向」在進行科學驗證時遭到的單一化、(2)對於「命術」的誤解、(3)對統計方法與科學哲學的陌生；接著從科學家的視角提出科學界排斥命理科學化常見的兩大原因：(1)「命觀與命術」差異的誤解，(2)「命理機制無法被已知的科學機制解釋」。最後從「宗教對話」的三大主義來解讀命理與科學的衝擊以及共生的可能方向。期待此一系列的論點能夠對於命理科學化的過程中的衝突化解以及交流促進做出貢獻。
[1] 參見wikipedia定義：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5%9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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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rlson S. A double-blind test of astrology. Nature 1985;318(6045):419-425.
[5] Wyman AJ, Vyse S. Science versus the stars: A double-blind test of the validity of the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and computer-generated astrological natal chart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8;135(3):287-300.
[6] 命理學統計學方法論。林聖軒、孫保羅(民107)。第七屆【中華傳統術數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7] 命理與統計的距離。林聖軒(民109)。科學發展月刊。
[8] Ho, L. S., & Chen, H. Y. (2019). A name classification method using the I Ching name configurations for Taiwan local elections. Quality & Quantity, 53(2), 641-651.
[9]中國語言學對主觀感受和命運影響的調查研究 /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ese Onomastics on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Fate。林憶萱。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18年會。
[10] 以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進行統計命理學之實證研究。林聖軒、劉政猷(民109)。2020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11] 房志榮, 武金正, 莊宏誼, 陳敏齡, 陳德光, & 黃懷秋. (2000). 宗教交談: 理論與實踐.
[12] 中國命運觀的文化意識. 鄭志明; 文明探索叢刊; 37 民93.04; 頁10-27
[13] Carlson S. A double-blind test of astrology. Nature 1985;318(6045):419-425.
[14]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在1983年推動，由社會科學界研究人員規劃執行。調查的主要目的在經由抽樣調查研究收集資料提供學術界進行有關社會變遷之研究分析。資料庫網址請見：https://srda.sinica.edu.tw/browsingbydatatype_result.php?category=surveymethod&type=1&csid=2
[15] 以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進行統計命理學之實證研究。林聖軒、劉政猷(民109)。2020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16] 中國命運觀的文化意識. 鄭志明; 文明探索叢刊; 37 民93.04; 頁10-27
[17] 中國命運觀的文化意識. 鄭志明; 文明探索叢刊; 37 民93.04; 頁10-27
[18]命理與統計的距離。林聖軒(民109)。科學發展月刊。
[19] Rosenthal, R. (1979). The file drawer problem and tolerance for null resul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86(3) May 1979, 638-641.
[20] 房志榮, 武金正, 莊宏誼, 陳敏齡, 陳德光, & 黃懷秋. (2000). 宗教交談: 理論與實踐.
[21] 房志榮, 武金正, 莊宏誼, 陳敏齡, 陳德光, & 黃懷秋. (2000). 宗教交談: 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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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房志榮, 武金正, 莊宏誼, 陳敏齡, 陳德光, & 黃懷秋. (2000). 宗教交談: 理論與實踐.
[25] 許進雄. (2020) 文字學家的甲骨學研究室：了解甲骨文不能不學的13堂必修課。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6] 陳瑞麟. (2020) 人類怎樣質問大自然：西方自然哲學與科學史，從古代到文藝復興
[27] 房志榮, 武金正, 莊宏誼, 陳敏齡, 陳德光, & 黃懷秋. (2000). 宗教交談: 理論與實踐.
[28] 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多元文化主義